“以公众利益为前提，忘却小我” 

——民进先贤法治精神照亮前行之路

2025年的秋风里，民进迎来八十华诞。而余姚姆湖村的老宅中，一束追光正照亮严景耀先生年轻时的照片。照片里的青年眼神坚毅，正望向京师第一监狱的高墙，那道目光穿越一个世纪的风尘，依然灼热如初。作为法律从业者，当我走近民进先贤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的历史长卷，才真正读懂：那些在黑暗中拓荒的足迹、在晨光中立法的身影，早已将法治信仰的基因，深深植入了中国法治建设的土壤。

1927年的北平，22岁的燕京大学学生严景耀做出了惊人决定——走进京师第一监狱，与犯人同吃住、共劳作。在那个犯罪学研究还是一片荒漠的年代，这位后来的民进创始人带着“要医中国犯罪的病象，先要明白实情”的信念，用三个月时间完成《北京犯罪之社会分析》，迈出了中国本土犯罪学研究的第一步。他敏锐地指出，当时中国的犯罪根源在于“社会变迁引起的新旧法律矛盾”，这种将个体行为置于时代语境下审视的智慧，打破了将犯罪简单归咎于个人缺陷的迷思。后来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博士论文中，他进一步提出“犯罪与社会变迁”的理论，为中国法治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

后排右一为严景耀 

抗战烽火中，严景耀的法治理想从未熄灭。在上海提篮桥监狱担任助理典狱长时，他一面改良监狱管理，一面在社会科学讲习所讲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用知识的微光点亮青年的救国之路。1945年12月30日，他与马叙伦、雷洁琼等26位志士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那份反内战、争民主的宣言里，“民主与法制”的主张格外醒目。在《民主》杂志的版面上，他写下9篇关于法治建设的文章，字里行间都是“以公众利益为前提，忘却小我”的赤诚。这种将学术理想与家国命运紧密相连的情怀，让我在办理每起案件时都不忘追问：法律的尺度之外，是否还有更深厚的民生温度？

新中国成立后，这些理想终于照进现实。1953年冬，杭州北山路84号的灯光彻夜长明，毛泽东主席率领宪法起草小组在此工作77天。民进创始人马叙伦作为宪法起草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在草案上留下了密密麻麻的批注。那些修改痕迹里，藏着老一辈民主人士与中国共产党人一起勾勒法治蓝图的汗水。而严景耀与雷洁琼夫妇则投身北京政法学院的创立，为新中国培养了第一批法律人才。当我在课堂上第一次读到“五四宪法”条文时，怎能想到那些铅字包含着这样一段风雨与共的经历？

改革开放后，民进先贤开创的法治事业薪火相传。从推动公益诉讼制度写入民事诉讼法，到呼吁制定《环境教育法》；从建议完善妇女儿童权益保障体系，到倡导司法应秉持社会良知，民进人始终坚持“有思有行、集智聚力”的方针，在法治建设的每个关键节点都留下了深刻足迹。记得参与法律援助工作时，一位老人握着我的手说：“法律要是能帮老百姓说话，再难的坎儿也能过去。”那一刻，我突然读懂严景耀先生“到民间去”的深意——法治的根基，永远在人民心中。

深夜研读案卷时，案头的灯光常会让我想起那些温暖的历史瞬间：严景耀在监狱油灯下记录的调研笔记，马叙伦在宪法起草会议上挥动的钢笔，雷洁琼在课堂上讲解法律原则的身影。这些画面交织成穿透时空的火炬，照亮着每个法律人前行的路。先贤们用行动证明：法治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充满温度的执行方式；不是独善其身的清高，而是兼济天下的担当。

八十载岁月流转，余姚老宅的灯光、杭州起草室的台灯、当代法律人的案头灯，早已在时空中连成璀璨的星河。当我站在法庭上维护公平正义，在社区里普及法律知识，在立法调研中建言献策时，总能感受到一股跨越时空的力量。那是严景耀先生“景行行止”的操守，是马叙伦先生“立会为公”的情怀，是无数民进先贤用生命诠释的法治信仰。

高墙内外，微光已成炬火；八十春秋，初心永远年轻。作为新时代的法律人，我们接过的不仅是先贤的事业，更是那份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与人民群众心心相印的使命。在这条通往法治中国的道路上，每个法律人都是火炬的传递者，让先贤种下的法治种子，在新时代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这或许就是对民进八十华诞最好的致敬，对那些高墙内外的法治微光最真挚的回应。

段语卉

段语卉：入会积极分子，北京市隆安（常州）律师事务所律师，美国范德堡大学法学硕士，三级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