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伯昕：民进事业的奠基人与开拓者

 徐伯昕 

1932年7月1日，生活书店在呼号抗战中正式成立，由徐伯昕与邹韬奋、胡愈之共同创办，在中国出版史上第一次提出“以服务社会”为宗旨，是“旧中国最热心为读者服务的书店”，也是“最早用民主办法管理的书店”。

1941年3月,徐伯昕主持起草《生活书店横被摧残经过》，是第一篇系统揭露国民党文化压迫的公开文献，被延安《新中华报》连载。

1948年10月，主持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合并，在香港成立三联书店总管理处并任首任总经理，成为新中国出版业整合的标杆。

1949年9月，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954年起长期担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开创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范例。

建国初期，徐伯昕是首任国家出版总署发行局局长，并任新华书店第一任总经理。负责构建新中国第一个全国性图书发行体系，统一管理新华书店网络，奠定出版业“编印发”分工的基础。

1950年推动新华书店总管理处改组，首次将出版、印刷、发行业务分离，形成现代出版产业架构。

        一、民主斗士：徐伯昕与民进的创建历程 

徐伯昕于1905年3月4日出生于武进县鸣凰乡小留塘里村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后迁居湖塘老街。幼时家境清贫，靠父亲当教师的工资收入来维持生活。1911年开始随父亲读书，1917年考入县城“市立第二国民学校”，即后来的冠英高级小学就读，至1919年毕业。1920年，他考入由黄炎培先生在上海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珐琅科半工半读。1923年毕业后留校负责校图书馆工作，后转入中华职教社作练习生。这一时期，他开始了与邹韬奋同志的共同奋斗历程，协助创办《生活》周刊，随后一起创办生活书店。

中华职业学校旧址

青年徐伯昕1922年

在民进成立前夕，徐伯昕已经拥有多重身份：他既是生活书店的老板、中国人民救国会的中央执行委员，也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在上海文化界多年的工作经历，使他积累了广泛的人脉资源，尤其在文化界结交了众多志趣相投的朋友，这为民进的创立奠定了重要基础。

1945年10月13日，徐伯昕邀请老友郑振铎担任主编，在上海创办了《民主》周刊。这份刊物是抗战胜利后国内诞生的一份重要进步刊物，编委会成员包括马叙伦、周建人、许广平、罗稷南等进步人士。《民主》周刊的创办为凝聚在沪文化界人士以及民进成立创造了重要条件，成为重要的革命文化阵地，将以马叙伦为核心的一批志同道合的文化界民主人士凝聚起来。

1945年深秋的上海，民主力量如地火奔涌。徐伯昕迎来人生最重要的使命。在北京西路广和居饭店的雅间里，另一位武进籍民进先贤谢仁冰作为关键纽带，促成了马叙伦代表的文教界与王绍鏊领衔的实业界历史性握手。这场秘密会议中，谢仁冰提议将组织定名“中国民主促进会”，以“促进”彰显行动力，以“民主”昭示理想。随后，经反复研讨形成了民进的“发起宣言”，徐伯昕带着“宣言”及签名人名单逐一登门拜访，民进主要创始人马叙伦、王绍鏊等都先后在“宣言”上签名。

        1945年12月30日民进成立大会的签到名单，是由参加民进组织成立会，并为会议服务的马叙伦的学生宓逸群长期秘密保存下来的。

1945年12月30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爱麦虞限路中国科学社正式宣告成立，徐伯昕出席成立大会。在次年1月4日召开的民进一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上，徐伯昕被选为出版委员，成为民进组织重要机构的负责人。从此，徐伯昕的命运与民进事业紧密相连，他为民进的创建和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全部智慧和力量。

        二、出版舵手：徐伯昕的革命出版事业 

徐伯昕是中国文化出版事业的重要开拓者之一。他与邹韬奋的合作堪称中国出版史上的一段佳话。从1926年邹韬奋接编《生活》周刊起，他们就共同合作，除编辑工作由邹韬奋承担外，所有出版、发行、推广、广告、总务等工作，几乎全部由徐伯昕一人包办。

上海华龙路（今南昌路）环龙别业2号，1931年7月1日生活书店正式挂牌成立之处。

经过艰苦的努力，《生活》周刊从发行1300份，逐步发展到16开一本，发行15.5万份，再到《大众生活》发行20万份。1929年成立书报代办部，1932年由代办部发展为生活书店。到1930年代初，生活书店在全国已经发展到56个分支店，成为在国统区传播新文化的坚强堡垒。

1932年，《生活》周刊社全体工作人员合影，后排右一为徐伯昕。

潘序伦会计事务所出具的《生活》周刊15.5万份销量证明。

生活书店与沈从文签订的《如蕤集》出版权授予契约1935年2月8日。

徐伯昕与邹韬奋的合作相得益彰。茅盾曾评价说：“邹韬奋在政治上是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但在生活上却是个书呆子，更不善交际。”而徐伯昕长期担任经理，人称“徐老板”，恰恰弥补了邹韬奋的弱项。张友渔先生在为《新文化出版家徐伯昕》一书的序言中做了生动比喻：“邹韬奋是这一事业的总设计师，而业务建设和经营管理都依赖着伯昕的劳作。打个比方，邹韬奋倘是枝头的红花，那么伯昕恰是衬托着红花的青翠绿叶。”

生活书店发展示意图

在抗日救亡时期，徐伯昕与邹韬奋在中国出版界树立起爱国抗日的旗帜。抗战初期，生活书店在汉口出版了《救亡文丛》《黑白丛书》等书籍，对开启抗战思想动员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抗战中后期，徐伯昕组织生活书店在重庆秘密印发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进步书籍，为宣扬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团结全国人民共同抗日发挥了积极作用。据统计，生活书店先后共出版图书1300余种。邹韬奋曾深情地说：“同事中最辛苦的就是徐伯昕。”

1941年初，“皖南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反动当局加紧对进步文化和进步文化人士的围剿迫害。除重庆店外，生活书店全国55个分支店先后被查封，财物被没收，40多人被抓捕。在这最艰难的时期，徐伯昕没有屈服，他多次面见周恩来，当面汇报情况并听取指导意见。他曾在《文化工作的战斗性》一文中写道：“凡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文化工作才是进步的，为大地主、大买办服务的文化工作是反动的。既然有了反动与进步之分，一定就有斗争，也就是有人民进步文化和统治阶级反动文化的斗争。”这篇文章充分彰显了他坚定的革命性。

1944年7月24日，徐伯昕的亲密战友、出版家邹韬奋因病逝世。同年11月，在延安举行追悼大会，毛泽东为邹韬奋亲笔题词。

抗战胜利后，徐伯昕牢记邹韬奋遗愿，趁国民党的“劫收大员”忙于劫收敌伪资产，顾不上统制文化的时候，以迅雷之势，于1945年10月10日打出生活书店的招牌，10月13日郑振铎主编的《民主》周刊创刊，接着又复刊由胡绳、史枚主编的《读书与出版》。在短短几个月内，除了生活书店复业出书之外，又化名邹韬奋出版社、知识出版社、骆驼书店等，同时用几个招牌出书。还派许觉民与韩近庸合作办华夏书店，用丘引社、拂晓社等化名出版毛泽东著作，翻印介绍解放区的读物。

新中国成立前，三联书店出版了一大批宣传马克思主义、支持中国革命的红色读物，占同时期全国红色出版物的一半以上，形成了鲜明的红色特质，为党和国家的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1948年10月，三家书店合并后，在香港举行新机构成立大会。第二排右一为徐伯昕。

        三、统战先锋：徐伯昕在民进的领导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徐伯昕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办公厅副主任，发行管理局长兼新华书店总经理，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等职。1956年后，他专职从事统战工作，在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期间，曾主持制定了政协历史上第一个《政协全国委员会工作组组织简则》；徐伯昕还负责筹划落实周恩来在政协三届三次会议上提出的政协“今后要多开展学术性的报告和讨论，有意识地多邀请学术界朋友参加”的指示，组织了政协的“双周讲座会”。他坚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凡属学术争鸣范围的问题都可以讲。共举办37次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讲座，对活跃学术气氛，交流学术思想，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在徐伯昕同志主持全国政协工作组工作的那些年，各工作组十分活跃，广泛联系委员和各界人士，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证

1954年，徐伯昕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的代表证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社会迎来了历史发展的新时期。1977年，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民主党派开始恢复活动。民进中央临时领导小组成员是89岁的周建人、77岁的杨东莼、83岁的叶圣陶和72岁的徐伯昕，最“年轻”的秘书长徐伯昕自然要承担更多的具体工作。虽说已是72岁高龄，但徐伯昕却对家人说：“不是老骥伏枥，是老骥出枥，志向远着呢！”

那些年和他共过事的同志们，都能深切感受到他身上有一股特别的力量。他思维敏捷，善于思考问题，即便过了古稀之年，还依然充满朝气，富于创新精神。他忘记了病痛，忘记了年龄，又像当年办《生活》周刊和生活书店时一样，超负荷地运转。不同的是，这次他是在与时间赛跑，因为他知道“时间不多了，再不做，很多事就来不及了”。
1979年，徐伯昕当选为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负责主持民进中央的日常工作。在他的领导下，民进组织很快恢复了活力，并开创了多项创新性工作：

        1.实现工作重点转移

1978年，党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徐伯昕列席会议。全会决定：全党的工作重点应该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徐伯昕敏锐地觉察到，这一伟大决策，是我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冲锋号。他立即组织民进的干部外出参观学习，调查了解情况。

1979年3月，民进中央召开了全国工作座谈会。徐伯昕主持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他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正确分析了新时期的特点，明确指出，今后民进的工作重点，应转移到为四化建设服务的轨道上来。要彻底改变过去党派工作的旧观念，把政治思想工作结合到业务实践中进行，积极开展各种对社会有益的专业性活动。

1979年10月11日至22日，民进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民进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徐伯昕作题为《团结起来，为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的工作报告。

12月，徐伯昕撰写《向教育战线上全国劳模学习致敬》一文，对民进中获得全国劳模称号的王福重、臧慧芬致以衷心祝贺，并指出中小学教师能够当上全国劳模，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充分证明知识分子已成为工人阶级一部分，教师社会地位提高了。

徐伯昕富有针对性地提出“胸怀世界，思想领先，深入实际，昂首向前”的口号和方针。要求会员要顾全大局，团结起来向前看，站高望远，面向未来，勇于探索，大胆创新，全力开创民进工作的新局面。这次讲话，在当时各项工作积重难返，广大会员心有余悸的情况下，有很大的启发性，对明确工作方针，坚定党派工作为四化建设服务的信心，推进民进工作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2.开创献计献策活动

1979年，徐伯昕倡议民进创办流通图书馆，帮助解决中小学教师会员查阅教学资料和购买图书的困难。他指示民进中央机关，适时举办形势报告会和各种讲座，将内容录音或整理成文，发行至各地民进基层组织，供学习参考。

1980年，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一次把教育放在上层建筑各条战线的第一位，提出要确定适合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的教育计划和教育体制。民进是以教育、文化、出版界知识分子为主的参政党，在制定教育计划和教育体制方面积极献计献策，是大有可为的。

徐伯昕紧紧抓住这个契机，开展全会为制定教育计划、教育体制献计献策的活动，举行各种座谈会230余次，提出建议2100余条，写出书面建议340余份，并且就此编印了《情况简报》93份送有关部门参考，可谓盛况空前。随后，在徐伯昕的支持下，民进中央组织力量，进行综合研究，就中小学和师范教育问题，提出十点建议，报送中共中央，受到中共中央的重视和赞许。

1980年12月，民进中央召开首次“为四化建设服务经验交流会”，时任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出席了开幕式并向大会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充分肯定了民进的这些建议。他说：“这些建议是对教育工作的有益贡献，是值得各地各级教育部门分别加以采纳的。”并且对其中的一些建议，作了具体回答。自此，每年教育部的重要年会都专门邀请民进参加。值得一提的是关于教师节的设立，1981年11月，在全国政协五届四次会议上，民进17位政协委员联名提交《建议确定全国教师节日期及活动内容案》。这是民进呼吁恢复设立教师节迈出的坚实的第一步，由此开始，教师节的恢复设立逐步提上了政府的议事日程。

170号17位提案人分别是：徐伯昕、吴贻芳、史念海、李霁野、张明养、叶至善、徐楚波、郑效询、马力可、霍懋征、葛志成、方明、巫宝三、张景宁、叶圣陶、雷洁琼、柯灵（按原件签名顺序）。

1981年，在徐伯昕的倡议和主持下，民进又对国家出版工作开展了献计献策活动，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六点建议，引起了中共中央和出版界的重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和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专门作了批示，并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出版工作的决定》文件中采纳了这些建议，对促进当时出版工作的改革起了重要作用。

这两项活动，后来又发展到与全国政协教育组、全国教育工会联合组成调查组，进行专题调查，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议。从此，围绕国家大事献计献策成为民进中央和地方组织的一项经常性工作。这种献计献策活动，实际是走出了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一条新路子，成为参政党发挥作用的一项重要内容。

        3.组织智力支边活动

徐伯昕提出要发挥民进的优势，面向社会，献计献策，办校讲学，智力支边，这些在当时都是民主党派工作的新领域。他积极组织一些特级教师、专家学者到各地讲学，传授教育经验，帮助教育落后的边远地区的中小学教师提高教育质量和业务水平。

1980年12月，民进首次“为四化建设服务经验交流会”在北京召开。徐伯昕抓住时机，组织会内特级教师、优秀教育工作者外出讲学。

1981年，他组织了一批特级教师和专家学者到西北等地讲学，交流教学经验，开创了民主党派智力支边活动，时至今日，各党派从中央到各级地方仍把智力支边当成一项重要的社会服务工作。

1982年，为了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他倡议民进设立了民进文教基金，自己慷慨捐赠出3000元积蓄；他以肝胆相照的坦诚，代表民进中央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关于进一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继续做好知识分子工作的几点建议》，协助党和政府检查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情况。每年踏踏实实又富有创新地工作，很快就使停滞十年的中国民主促进会恢复了活力，开拓了广阔的参政议政新领域。

1983年初，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家民委联合召开了民主党派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四化建设服务的挂钩会议。这次会议研究确定了民主党派进一步开展智力支边的内容和措施，民进共承担了70多个项目。这些活动对民主党派如何从“学习、改造”转到为四化服务中来具有启发和指导意义，为民主党派发挥人才优势，以智力支边为四化建设服务，开辟了广阔的天地。徐伯昕引导着民进走出了开端的第一步。

        4.支持地方组织办学

徐伯昕积极推动和支持各地方组织广开学路，多方办学，努力培养建设人才，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产生了很好的影响。早在1980年，民进中央就中小学和师范教育提出十点建议时，就根据当时的形势需要，提出了多种形式办学的建议。

当时对民主党派做这件事有各种议论：“民主党派是政治组织，办学是不务正业”；“民主党派也搞教育业务活动，手伸得太长了”。徐伯昕说：“我们就是要宣传，只要对四化建设有利的事，客观上有需要，主观上有可能，我们就要大胆设想，大胆试行，知难而进，积极主动地去做。”

1982年9月，全国政协召开了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中华职业教育社办学座谈会。中共中央统战部、教育部、全国职工教育管理委员会的负责同志应邀参加了座谈会，一致肯定了民主党派办学的这一新生事物。指出，党派办学是利国利民的好事，符合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花钱少，见效快，是在新的历史时期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创造性的、有重要意义的举措，对解决人才青黄不接的状况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82年10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纪念革命工作50周年，三联老同志合影。第一排左起第四人为徐伯昕。

徐伯昕手稿《在艰苦战斗中建立的团结——纪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致力革命出版事业五十年》。

        四、精神永存：徐伯昕的崇高品格与历史遗产 

徐伯昕于1984年3月2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0岁，他将一生毫无保留地献给社会主义祖国和共产主义事业，留下辉煌的工作业绩与宝贵精神财富。

徐伯昕对新时期民主党派工作有创新精神，在落实为四化服务、面向社会中心工作上，他深思熟虑、大胆设想，提出新点子。他主张民进扎实工作、办实事、讲实效、少而精，要急会员之所急、想会员之所想，成为会员后勤部，帮其解决实际困难。

徐伯昕是杰出统战工作者。他工作负责、对同志热忱、关切知识分子，襟怀坦荡、克己奉公、作风朴实、平易近人，善于团结同志。他思想解放、勇于创新，出色完成党赋予的任务，是擅长做民主党派工作的统战专家。他要求民进干部有统战观点，广交朋友、热情待人，虚心听取意见、注重协商精神。

今年是徐伯昕诞辰120周年，回顾他的光辉事迹，我们要学习他“以党为师，立会为公”的高贵品质和热情谦和的工作修养；学习他对党派工作的大胆创新精神；学习他善于团结同志、发现人才的精神；学习他办事公正、自奉俭约、生活简朴的作风。

正如赵朴初挽诗云：“其执事也敬，其与人也忠；力行至老死，志业信无穷。病苦忍不堪，曾不闻呻吟；扬眉言国事，知君始更深。”这首诗精准地概括了徐伯昕的一生——他对职责恭敬，对他人忠诚，力行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今年是民进成立80周年，作为民进一员，我们要以徐伯昕及老一辈民进领导人为榜样，继承和弘扬中国民主促进会“坚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爱国、民主、团结、求实，坚持立会为公”的优良传统，继续在正道上行！

作者：时小明,民进武进基层委员会文艺支部会员,湖塘桥实验小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