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海泛舟守初心 肝胆相照赤子情

——民进先贤徐伯昕的精神长歌

汪海莲

暮春的细雨斜斜地扑在武进晓柳巷的青瓦上，我站在徐伯昕事迹陈列馆里，看玻璃上蜿蜒的水痕模糊了旧照片里的身影。那盏曾陪伴先生无数夜晚的铜制台灯，在陈列馆的案头以相同角度静立，光晕里浮动的尘埃，是时光轻轻抖落的碎絮，这该是属于一个出版家的温柔，连岁月都在这里放轻了脚步。

一、少年行囊里的油墨香

十六岁的少年背着蓝布行囊离开武进时，行囊里装着母亲连夜赶制的千层底，也装着对外面世界的忐忑与憧憬。上海霞飞路的梧桐树下，他第一次翻开《生活》周刊，油墨的清香混着街角面包房的麦香钻进鼻腔，那些关于平等、关于觉醒的文字，像故乡运河里的浪花，轻轻叩打他年轻的心扉。

他的办公室在三楼，阳光穿过积灰的窗棂，在旧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当徐伯昕握着钢笔工整写下“精通簿记、善理庶务”的自荐信时，他不知道，命运的齿轮正将他的人生与中国出版史紧紧咬合。那些在仓库里与店员一起捆扎书刊的夜晚，麻绳在掌心勒出红痕，油墨在指缝间染出深蓝，他却总在打包完毕后，轻轻抚过每一本书的封面，像是安抚熟睡的婴儿，他知道，这些带着体温的文字，终将穿过层层雾霭，成为千万青年眸中的星光。

二、硝烟里的文字方舟

1937年的上海码头，硝烟将黄浦江染成铁锈色。生活书店的仓库燃起熊熊大火，徐伯昕冒着纷飞的弹片，从火场里抢出最后一箱《西行漫记》。纸页边缘被火舌舔出焦痕，却无损斯诺笔下延安的光芒。他带着这批“伤痕累累”的书籍辗转武汉，在敌机的呼啸声中，用木箱搭起临时书架，烛光下，读者们传阅时眼中的热望，比任何防空警报都更令他坚定，文化的火种，从来不会在枪炮声中熄灭。

重庆的冬天总是裹着潮湿的雾，徐伯昕在十八梯的巷弄里穿梭，长衫下藏着《论持久战》的校样。国民党的查禁名单越来越长，他就将进步书籍伪装成《佛经》《菜谱》，在封面印上“内附药方”的暗号。有一次，特务突然闯入书店，他急中生智，将《资本论》塞进盛着霉米的麻袋，任灰尘扑了满脸。当危险过去，他轻轻吹去书页上的米糠，那些被小心守护的文字，终将在某个清晨，化作刺破雾霭的朝阳。

三、统战路上的肝胆心

1945年的重庆特园，腊梅的香气漫过青砖墙。徐伯昕与马叙伦、王绍鏊围坐在炭火旁，商议民进成立事宜。炭火星子噼啪作响，映着他们脸上的疲惫与坚定。他执笔写下《民进成立宣言》，笔尖在毛边纸上沙沙作响，“结束一党专政”的字迹力透纸背，仿佛是从心底掏出的滚烫誓言。同年深秋，上海的反内战游行中，他紧紧护着马叙伦单薄的身躯，任由特务的棍棒落在背上，血痕渗进长衫，却始终未松开牵着老人的手，这双曾捆扎过千万本书籍的手，此刻正紧紧握住民主的希望。

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出版总署的办公室里，总爱望着窗外的新华书店。那些排着长队购书的人群，让他想起故乡武进的庙会，同样的热闹，却有着不同的温度。他亲自设计书店的书架布局，要求每本新书都摆在读者触手可及的位置，“就像把阳光放在离人最近的地方”。在民进中央的会议室，他主持的“双周讲座”总是座无虚席，吴晗讲明史时，他认真做着笔记，笔尖在纸页上轻轻游走，将“以史为鉴”的墨痕，悄悄拓印成多党合作长卷里的一枚枚伏笔。那些关于出版、关于民主、关于初心的故事，早已化作运河里的细流，悄悄漫进每个民进人的血脉。就像徐伯昕当年在《生活》周刊的卷首语里写的：“真正的光明，不在于没有黑暗，而在于永远不被黑暗吞噬。”他留下的，正是这样一束光，穿越近百年的风雨，依然在每个追寻理想的灵魂里，温柔地燃烧。

所谓先贤，从来不是史书里冰冷的名字，而是像故乡的老槐树，根须深扎土地，枝叶拂过每一个经过的人，让他们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忽然懂得什么是热爱，什么是坚守，什么是跨越时空的肝胆相照。这或许就是徐伯昕留给我们的礼物，在岁月的长河里，永远有一盏灯为初心而亮，永远有一艘船为理想而航。

（作者近影）

（作者系民进常州武进基层委会员/武进区星辰实验学校英语教研组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