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常州民进创始人刘揆初

金玉兰

 (人的一生中，总会有很多珍贵的东西，它们会在心灵深处永远地珍藏着。在纪念民主党派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60周年的日子里，笔者走近常州民进创始人刘揆初先生，听他回忆起和民进老一辈领导人在一起的日子……)

60年来，与各兄弟民主党派一样，民进老一辈领导人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亲密合作，为国家的繁荣富强作出了重要贡献。而我自己也已步入垂暮之年。回忆起加入民进的那段历史，我一直觉得那既是一生中少有的机遇，又是难得的幸福啊!虽然时光飞逝，民进中央领导人的光辉形象，却永远留在我的心里。

王绍鏊是民进主要创始人之一，是新中国财政部第一任副部长。他的一生富有传奇色彩，为中国革命和统一战线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是江苏吴江县同里镇人，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青年时期即从事反帝反封建革命活动。他克己奉公，虚心好学，学识渊博，工作作风严谨。在财政部工作的日子里，他的一言一行，都使我学到不少做人的道理，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同时也深深地影响了我的一生。

1949年12月，我调到财政部工作，当时已超过25周岁，我迫切要求进步，但自知入党的条件不够，入团又已超龄。那时，财政部副部长王绍鏊是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系地下党员，当时未公开身份)，他首先介绍我的老师、会计制度司司长安绍芸参加民进，并向他的几个学生(都是会计制度司的干部)介绍民进的章程。我认为参加民进后可以通过组织的帮助进行思想改造，求得政治上的进步，遂向民进提出了入会申请。介绍人是钱度龄(党员，王绍鏊的秘书)和吴荣(财政部办公厅秘书处处长，后调任民进中央办公厅主任)。1951年11月我光荣地加入了民进。

入会不久，成立民进财政部支部，安绍芸任支部主任，我任副主任，并兼任民进北京市分会组织委员会委员(梅向明副主席当时也是组织委员会委员)。那时，北京市民进会员不多，北京市分会的机构比较少，干部也不多，经常参加民进中央的活动，因此我有机会同民进中央的领导一起开会、学习。周建人、许广平、林汉达(我母校之江大学的教务长，还听过他上的课)，雷洁琼、严景耀等领导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我深深地记得，当时组织活动的内容主要是学习《共同纲领》，强调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

1958年，我负责财政部支部工作，当时组织生活主要是开展“反右斗争”。“反右”运动后，由于机构调整、人员调动，财政部支部仅有成员10余人，不再分设小组。“文革”初期，民主党派被迫停止活动，我也被下放到五七干校，1971年9月我被调大连，1977年7月又被调回常州。

民主党派恢复活动后，在民进江苏省委的领导和推动下，将我与一位无锡退休回常州的会员和一名新入会的成员组合起来，于1981年1月15日成立民进江苏省委会直属常州市学习小组，我任组长。以后发展了一批会员，于1983年7月8日成立民进常州市支部，我任支部主任。1984年10月正式民进常州市委员会，我任首届市委会主任委员。到目前为止，常州民进组织已有会员525人，有1个总支和30个支部，在常州的政治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回顾常州民进成长的历程，我有两点深刻体会：一是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二是必须坚持多党合作的政治制度，这是由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共同创立和完善的，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政治经验和政治智慧的结晶，是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