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想到这个题目，是因为前不久翻旧报，看到某地有个穷人家的孩子因交不起学费上大学，后其录取通知书被一当官的人家骗去，让自家落榜的儿子更改姓名上了大学的事。与富家子弟同列，是喜是悲，一时还真说不清。   

今事多与古人同，不禁又想到历史上的两件事。一是发生在我所喜爱的大诗人陆游身上。绍兴二十三年（1153），陆游到临安去参加省试。不料当朝宰相秦桧的孙子秦埙也来应考。当时的主考官是两浙转运使陈子茂（字阜卿），他是一个正直的人，以文取人，全然不顾权势。陆游后来对此有所记述，“陈阜卿先生为两浙转运司考试官，时秦丞相孙以右文殿修撰来就试，直欲首送，阜卿得予文卷，擢置第一，秦氏大怒。”省试陆游过了关，殿试可没有这么好运气了，陆游又说：“予明年既显黜，先生亦几蹈危机，偶秦公薨，遂已。”第二年，由于秦氏作梗，陆游便落第了。陆游应该庆幸，要不是秦桧死得早，他和陈阜卿两人都有可能遭殃。和官宦子弟争功名，真的要担风险啊！   

这不，我的一个乡贤就死于是。笔者安徽桐城人氏，说起桐城，大家都会想到桐城派，想到戴名世，想到清初那场骇人听闻的“《南山集》案”。戴名世是个大才子，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应乡试，二十六年，以贡生考补正兰旗教习，授知县，因愤于“悠悠斯世，无可与语”，不去上任。戴名世三十四岁时被督学使者李振玉荐入国子监。作为一个正直的文士，他不愿“曳侯门之裙”，因此只能过着冷落、孤寂的生活。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十月，左都御史赵申乔以“狂妄不谨”的罪名弹劾戴名世，谓其“妄窃文名，恃才放荡，前为诸生时，私刻文集，肆口游谈，倒置是非，语多狂悖，逞一时之私见，为不经之乱道……今名世身膺异教，叨列巍科，犹不追悔前非，焚书削板；似此狂诞之徒，岂容滥侧清华？臣与名世，素无嫌怨，但法纪所关，何敢徇隐不言？……”就因为这一状，手无寸铁的一介文夫戴名世便倒在了清廷的屠刀之下。   

戴名世是否真的该杀？是不是还有其他见不得人的内因？值得一问。赵申乔所说的“臣与名世，素无嫌怨”是欲盖弥彰，更暴露出了他的真实想法。其实，《南山集》一书早在康熙四十一年（公元1702年）就问世了，为什么此后十年才出事？发人深思。该书发行量之大，流传之广，在当时同类的私家著作中是罕见的。这又与赵申乔所说的戴“妄窃文名”不符。后传戴被杀的真正原因，因他会试时名列第一，殿试却屈居第二，仅为“榜眼”，而状元赵熊诏就是赵申乔之子；且戴名世在士林中素享盛名，赵熊诏则才名不显，当时不少人传言赵因贿赂而为状元，戴名世当然也牢骚满腹，赵申乔故先发制人，罗织罪名置戴于死地，以断他人追究之想、塞他人议论之口云云。这些说法，又联想到戴名世的耿直性格，他的死是被人借刀所致，也就不无道理了。唉，仅仅是学问比人家好名声比人家大就掉了脑袋，这是什么世道？又想到戴名世生前写的一篇小文章，题目叫《鸟说》，说的是一对小鸟结窝于“人手能及”的桂树上，就因为它们“色明洁，娟皎可爱”，最后被僮奴取走了，结果可想而知，必死无疑。先生不禁浩叹：“嗟乎！以此鸟之羽毛洁而音鸣好也，奚不深山之适而茂林之栖？乃托身非所，见辱于人奴以死！彼其以世路为甚宽也哉！”这不正是写自己么？   

专制社会，与富家子同列，不是好事。清明社会，政治透明了，风气正了，众生平等了，才会真正地“唯才是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