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我与小学时的一些同学聚会。有的同学自小学毕业分手就未见过面，一晃已有三十年了，除少数几个经常接触的外，我对大多数人的印象已经模糊了，如果在路上相遇说不定真认不出来，感到不解的是许多人听到我的名字还记得我小时侯的样子。在他们的记忆中，我是班上唯一一个从船上来读书的同学。当时的我性格孤僻、内向，从不与他人说话，就是见到老师也不称呼，脸一红头一低就算过去，上下学是悄悄地来，悄悄地走，像影子一样。
孤独也许源于我那时比较自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总觉得船上人甚至连乡下人都不如，有点被人看不起。那时的船民，社会地位低，收入也低，干的却是世上最重最累的活。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及以前，江南水乡虽已有轮船与机帆船，但大多船只还是要靠人力来航行。船民的工作和生存环境恶劣，严寒酷暑，风霜雨雪，激流旋涡，加上忍饥挨饿，在极度疲劳、寂寞的情况下，还得撑船拉纤，昼夜航行，其辛苦和心苦是可想而知的。古代文人曾以水上工具竹篙比喻人生的艰难：青竹一身黄，滴泪洒江河。当然建国以后的日子要比解放前好过得多了。
我记得自己很小的时候，在船上看到岸上的小朋友背着书包蹦蹦跳跳去上学，真羡慕得要命。因为船民穷、四处漂泊和需要帮手，一般船民的孩子是不让上学的，我姐姐就没上过一天学。我父亲坚决反对我们到学校去，他有句很荒唐的所谓名言：这社会从古到今，不识字有饭吃，不识人却没饭吃，有时书读多了，反而害人。虽然他自己小时侯也曾读过几年私塾，明明识字，但后来却因为自己的成分问题总是装文盲，拿着运单到处问人，这事居然对我母亲都瞒了几十年。我母亲倒确确实实是个文盲，然而为了孩子们的前途，她斩钉截铁地要求我们兄弟三人读书。就此事，父母闹得不可开交，后来父亲终于作出了让步。因我没上过幼儿园，为了我入小学前的测试，父亲也真是动了一番脑筋，他不直接教我认字，只是拿着他抽完香烟的壳子说，“飞马”、“勇士”、“大前门”、“光荣”、“跃进”、“大铁桥”……那时上学前家里都不舍得买纸和笔，而是用柳枝烧成碳条到处乱画。1968年秋停止武斗开始“复课闹革命”，我姐姐带着户口簿陪我到常州戚墅堰的卫东小学报名，我扳着指头点数字只能到第七个，八个都不会念，老师摇着头叫我明年再来，但我就是赖着不走，见其他小朋友点数确实比我行，而他们将自己的名字却写得歪歪斜斜时，我自告奋勇地说，老师，我会写许多字，老师带着怀疑的目光让我在黑板上试试，我用粉笔一口气写上了几十个香烟牌子上的字，老师见此一头雾水，问清原由后哈哈大笑，很开心地收下了我。这也许是我后来几十年热衷于收藏烟标的兴趣所在。
父母为了我哥哥和我上学念书，水上运输送货尽量不到外地，但有时也有实在没办法时候，我们只能请假在船上自学。刚开始装货码头在戚墅堰时还好些，父亲将我们寄宿在一位专靠涂墨念咒治腮腺炎的老先生家里，他只是象征性地收些伙食费，几乎不收房租，后来也不知什么原因他被楸斗游街了，我们不宜再住，上学的日子因付不起那几块钱房租而越发艰难。1969年党的“九大”后，装货码头移到常州龙嘴附近，我也转学到红卫兵东路（博爱路）小学念书。每天的日程是这样安排的：早晨天不亮约四、五点钟，就被母亲左一遍右一遍地叫起，早饭是稀稀的粥和有霉味的咸菜，草草吃完即开船。因为要赶在上午涨潮前到达目的地，船上隔夜已装好货。船向南、向北航行的线路不多，主要是向西，从城里撑出西仓桥后，母亲、哥哥和我在岸上拉纤，父亲在甲板边用竹篙撑船，姐姐在船艄掌舵兼带弟弟。到新闸或连江桥附近，哥哥和我背着书包往东向学校赶上学，船则继续西行。实际上我们到学校上课早已饿了，中午花一角钱、三两粮票吃碗阳春面。下午放学我和哥哥到码头找自己家的船，如不见回来再沿河边向船返程的方向去接，父亲把纤板抛上岸，哥哥、我跟在母亲的头纤后面做二纤、三纤，船到码头全家人已筋疲力尽。这使我成年后常常想起那时的景况真象俄罗斯列宾的油画《伏尔加河纤夫》。晚饭是籼米饭、山芋，菜是几乎没有油花、从河里捞到的菜边皮煮的所谓蔬菜与臭咸鱼，如能吃到脂油、酱油拌饭那已是开洋荤了。吃好晚饭，我的第一件事是在煤油下，将自己一天学的课程复述给姐姐听（她到现在已退休还能读报写信），然后做作业。第二天又重新来过，周而复始，真是苦不堪言，但万万不能说，因为那是自找的。七十年代的运河常州段经常发生堵塞现象，成百上千条船无序地拥挤在弯曲狭窄的河道中，乱哄哄的，到了夜晚再加上直接造在河驳岸上的房子挡住视线，要找到自家的船就象大海捞针。有好几次找不到船只能在人家屋檐下过夜，有时终于看到上岸也在找我们的姐姐，都禁不住地哭了。
作为船民的儿子，许多往事历历在目，难能忘怀：在小学时有一位姓许的同学不但没有瞧不起我，而是天天下午放学后送我到龙嘴或西仓桥附近再返回家，路上给我莫大的鼓舞和安慰，这是一份无法用言语表达、纯真无邪的情感。从饥饿到动乱，虽然文革时期几乎是整个鼓吹读书无用论的年代，但老百姓心中自有一杆是非曲直的天秤，那时我还是觉得自己如读不好书不但对不起父母、姐姐，也对不起信赖自己的同学。所以，上课我是非常认真的，从不讲闲话、不做小动作，全神贯注听老师讲课；无论寒暑，晚上在船舱里，总是在用墨水瓶自制的煤油灯（桅灯费油）边，曲着身子读书、背课文、做作业到深更半夜。有次寒夜睡着了无意间打翻了煤油灯将头发都烧着了，我母亲惊醒及时用棉袄盖住灭火，险些酿成大祸。从此，母亲再累再迟也总是做针线活等我。另外，我上学的中午有时不舍得每次都吃三两面，经常瞒着父母吃二两，节省下来的钱和粮票（可换钱）去买连环画和小说书。有次夜里做完作业，怕母亲等我迟睡，我钻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看小说《高玉宝》，大概天蒙蒙亮时自己也迷迷糊糊睡着了，母亲早晨看我蒙着被子睡觉，掀开一看吓了一跳，发现了一大滩鼻血，手电筒还亮着暗暗的一豆黄光，我人则已是气若游丝，母亲急忙将我送到医院救治。进高中后情况有所好转，父母单位专门安排了集体宿舍，1979年高中毕业我考大学那年，我们家也结束水上生活到岸上定居。
世上谁也不愿意自己包括自己的亲朋好友过苦难的日子，但有时你又回避不了它，能战胜它就是人生的一笔精神财富。另外，反思自己在小学、中学的过度的孤独与自卑，按现代医学观点看也是一种心理疾病，虽然解开此结时已是几十年后的事，但我依然感到欣慰。有位老同学说，当时个别同学叫你船上人，甚至拿你父亲的名字“八斤”开玩笑，都是童言、戏言，压根儿就没有什么太多的恶意，相反我们大多数人对你认真学习的精神内心是敬佩的。现在许多年过去了，我自己已买了房子，是某机关普通的工作人员，要求不高也算是安居乐业了，常常想起以往美好的时光：晓风残月中，两岸杨柳飞舞，小船扬帆破浪，伴着扑鼻的书香，我在喊着激昂的号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