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华
今年是武进籍的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始人、杰出的新文化出版家徐伯昕先生诞辰110周年。
徐伯昕（1905-1984），中国出版家。光绪三十一年乙巳正月二十九日（1905年3月4日）辰时生于武进县鸣凰乡小留塘里村，后随父母到湖塘桥下塘街居住。原名徐亮，字伯昕，笔名徐吟秋、徐味冰、赵锡庆。
父徐辰，光绪七年(1881)生，字梦悟，又字元龙，为小留徐氏二十三世孙煜宝第四子，原籍定西乡三都四图（今湖塘镇晓柳社区）塘里村（也作荡里村，现已拆迁），位于今武进区行政中心西侧。
元龙早年以名士钱名山为师，因科举废，遂入武进县立师范学校。毕业后，执教于乡里。1915年起，先后任本县遥观小学校长，县城冠英、育志小学教员，以及定西乡议会议员，武进水利会干事，开浚长沟河、采菱港工程主任，武进临时参议会参议等职。
湖塘地区的工商业是清初由徽商引领发展起来的。其后，附近各氏族有识之士相继到此商贾，形成各行具备的街市。清季的湖塘桥有五大茧行，蚕茧行情于常武地区名列前茅（今“茧行弄”之名即由此来），其中，徐伯昕父亲徐元龙及继母许碧澄（又名许静华）的蚕种改良，是蚕茧生意的科技保障。
1930年与江上悟、蒋文祖、杨挺葆、许静华等在湖塘桥江氏宗祠创办“天生蚕种制造场”；1934年与姚廷桢、江上悟、杨挺葆、江毓荪等在湖塘桥横街西头创办“新华布厂”；1946年资助创办湖塘桥私立“求实中学”为董事。
母亲壮乐天，出生在武进马杭桥普通农家，读过一年书，初识字。长年在家栽桑养蚕，操持家务，甚是辛劳。1942年病逝。壮氏生育子女7人，伯昕行二。乐天过世后徐元龙续娶牛塘桥人许碧澄为妻。
继母许碧澄，生于1916年，毕业于江苏省蚕业学校，历任天生、振华蚕种场技术员，吴县广福等地蚕桑改良区指导员以及武进县培本小学等校教员。
1912年(民国元年)，伯昕8岁时随父在私塾读四书。父亲要求甚严，责罚也多，自幼养成比较拘谨的性格。农忙或假期回家，与家人一道种地、放牛、养蚕及帮母亲作家务。
1917年(民国6年)夏，13岁考入县城“市立第二国民学校”(即后来的冠英高级小学)就读。校长张沂“处理校务有方，颇有精神。”学校设备完善，为武邑之冠。以成绩卓著，著称于苏省。
1920年(民国9年)7月，16岁，经冠英小学校长张沂推荐介绍，考入上海中华职业学校珐琅科半工半读。学、膳、宿费由县职校供给。
1922年(民国11年)，武进县职校因经费不足，无力办珐琅工场，遂解约并停止供给上学费用。伯昕为继续学业，课余兼任职教社办的中华珐琅厂美术设计工作，厂方除供膳宿外并给一些零用。伯昕生活节俭，积有余钱，即寄回家供弟妹读书。
1925年7月，毕业于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分配至天津普育机器厂搪瓷部任美术设计员，因患病在家，未能成行。8月，病愈，回上海职校。在校内职工教育馆负责图书馆工作。l0月转入《生活》周刊社。伯昕曾回忆说：“这是(我)走上文化出版岗位的第一步，也是持续做了20多年有进步意义的工作。”
1926年，伯昕协助邹韬奋承办《生活》周刊，宣传进步思想，真诚热情地为读者服务。“九一八”事变后，他和邹韬奋在《生活》周刊上用文字和图片揭露日寇的侵略暴行。
1932年，和邹韬奋一起创办生活书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将生活书店办成出版马列主义著作和进步书刊的革命书店，历任经理、总经理。1944年参加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胜利后，伯昕在上海与郑振铎等人创办《民主》周刊。1945年参与创建中国民主促进会，任理事。1946年被选为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理事。1948年在香港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
1949年4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委员。同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办公厅副主任、发行管理局长兼新华书店总经理、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文化部出版委员会委员、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和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秘书长、第五届中央秘书长，民进第六、七届中央副主席。是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一、二、三、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徐伯昕先生对人诚恳、谦虚、纯朴的作风，是很值得学习的。徐伯昕先生曾身患肺结核病，并经常大口咯血。解放初，徐伯昕先生接管上海的新闻出版工作，夜以继日，后又忙于筹建出版总署，仍常常彻夜不寐。他患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以后又得颈椎病，时常头痛，头晕，也常有心绞痛。
几十年来，徐伯昕先生实际上一直抱病工作。粉碎“四人帮”后，他仿佛青春焕发，又恢复了不知疲倦的工作作风。在他的日程表上几乎没有星期日。以他多病的躯体和年届八十的高龄，超负荷地运转着。他总说：时间不多，许多事再不做，就无法弥补了。
解放后，徐伯昕先生从上海调到北京，30多年就一直住在他解放初期在出版总署工作时，单位里分配给他的是卧室、办公室、书房、会客室和饭堂兼用的一套小平房里，从来没有搬迁过。
徐伯昕先生睡的是十分陈旧、狭窄的硬木板单人床。一次，在苏州的儿子在家具厂定制了一张棕棚床，正在准备发运的时候，徐伯昕先生来信说，他坚决不要调换，让儿子把床退掉了。
1971年，儿子和儿媳陈慧君都在徐州工作，工作单位离家较远，写信给父亲，请他设法代买一辆女式自行车。儿子满以为他一定会帮助大媳妇克服困难的，谁知徐伯昕先生却来信说：“选购自行车必须有北京本单位的证明，不能随便购买。”
儿子经常因公出差去北京，但从来没有乘坐过一次父亲用的小车，就是偶然搭一次便车，他也是不同意的。1953年，儿子出席全国团代大会，会议期间，有一次去看父亲，儿子离开他住处时，要到怀仁堂去开会，恰巧和他同路，可以乘他的便车。但他就是不同意，儿子只能乘公共汽车赶到会议住所，再和代表们一起去参加会议。
徐伯昕先生就是这样公私分明、一丝不苟的。他不仅解放后在北京工作期间没有为家乡亲友和子女办一件私事，就是在生活书店长期工作时期，书店规模最大时在全国设有56个分支店，人数达360多，他也没有利用职权介绍一个亲友到店里去工作。可见徐伯昕先生对于私事，是何等的严格啊!
1983年4月间，徐伯昕住进北京医院。1984年3月27日病逝。4月6日上午，邓颖超先生到北京医院向父亲遗体告别时嘱咐子女说：“要学习你们爸爸的革命精神。”是的，徐伯昕没有留给四个子女任何物质遗产，可是他留给他们的却有无数的，无价的精神财富，是令人难以忘怀的。
徐伯昕先生虽然早年就离开了常州，但是他对家乡还是很有感情的。他曾说过：“一个人怎么能够忘掉自己的家乡呢!”在十年动乱时间里，他经常要下放在鸣凰老家的三个孙儿女写信告诉他家乡的一些情况。他曾多次催促孩子们在老家办个小图书室，书由他提供，让家乡的青年和老人借阅图书。这事虽未办成，但可以看出他关心家乡的心情。
1984年4月10日的夜晚，儿子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捧着先父的骨灰盒，乘火车从北出发，直奔徐老故里常州。儿子这次护送先父骨灰乘的是硬席卧铺，没有乘坐软席包厢。骨灰盒只是用一块普通的黑布包着，盒子不是木质的，而是一个自制的硬纸盒，骨灰存放在徐伯昕先生生前喜爱的一只绿色瓷花瓶里。这样，既按照父亲丧事从简的遗愿，又完全符合他一生生活俭朴的精神。
1984年4月11日下午3时许，徐伯昕先的骨灰由长子徐星钊、陈慧君夫妇从北京护送到达常州。
12日下午，亲属按照他生前的遗愿，与常州图书馆领导商量其生前藏书的整理、设立专柜及寄运等事宜，把他的藏书（计进馆992种，1662册藏书）全部赠给常州图书馆。过去，儿子曾要求将其中一套生活书店出版、发行人是徐伯昕的十二册《世界文库》送给他留作纪念，因为他自己原来保存的一套，在“文革”中被抄家冲击时丢失了。但是，徐伯昕先生没有同意。虽然儿子十分喜欢这部刊载有多篇世界和中国名著的大型文库，但仍按父亲遗言，将他所有藏书全部交给常州图书馆，并商定在父亲逝世一周年时开放借阅。（2013年 11月28日，其长子徐星钊先生一行专程来常，又向常州市档案馆捐赠《怀念出版家徐伯昕》、《新文化出版家徐伯昕》等珍贵档案史料。）
徐伯昕先生骨灰的撒放，是遵照他的遗愿所办的。在北京时，生活书店很多老同志提出父亲的骨灰应放在八宝山公墓，可以让很多老同志和亲友，每逢清明时节去瞻仰，而且全国政协办公厅已通知徐伯昕先生骨灰可存放在八宝山公墓。但是，家人还是尊重父亲一贯不愿增添组织和任何人麻烦的心愿，把他的骨灰撤到家乡，不再留下。
13日上午，常州市、武进县、鸣凰乡的领导同志和家属亲友40余人，护送徐伯昕骨灰到东坡公园，骨灰大部分被撒到舣舟亭边大运河里，剩下的撒埋在公园西南土峰顶松柏丛中的沃土里。儿子怀着沉重的心情，念叨着：“爸爸，安息吧!儿子陪您回到故乡啦！”
2013年12月，常州市政协提出《关于保护徐伯昕故居的建议》，建议市政府及相关部门对徐伯昕居住过十几年的坐落于湖塘桥下塘街5号石库门故居能引起重视，在城市建设规划中给予保护。今年，民进武进基层委员会经过调研，再次提出这一建议，希望得到实施。
徐伯昕先生长期致力于革命的出版事业，忠实执行党关于出版事业的方针政策，是传播先进文化的杰出出版家，为创建和发展新中国的出版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对党的事业极其忠诚，时刻关心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关心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
徐伯昕先生处事极其认真，待人极其诚恳，律己极其严格。他平易近人，善于团结同志的优良作风和艰苦朴素、鞠躬尽瘁的工作精神永远受到人们的敬仰。
当年，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为伯昕先生逝世所写了挽诗，诗云：“其执事也敬,其与人也忠,力行至老死,志业信无穷。”对他作了崇高的评价。
今天，我们缅怀徐伯老，就是要继承和发扬他的优良传统和道德风范，并以此作为人生奋斗的最好教材，为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新的贡献。
徐伯老永远活在家乡人民心中！
2015年6月25日
（作者系民进会员、常州市名人研究会副主席） |
